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斯德哥尔摩效应，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，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。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、依赖心、甚至协助加害人。

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。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，他们便不胜感激。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，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，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。于是，他们采取了“我们反对他们”的态度，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。

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 Erik Olsson与Clark Olofsson，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，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，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。更甚者，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，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。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，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

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，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，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，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而后来的研究显示，这起研究学者称为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的事件，令人惊讶的普遍。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，从集中营的囚犯、战俘、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，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。

专家深入研究：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。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，杀手不讲理，随时要取他的命，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。时间拖久了，人质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，每一呼吸，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。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，他的恐惧，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，然后变为一种崇拜，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，就是自己的安全。

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，就叫“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”。

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，心理分析学的看法，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，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（或成为理想父母）的可能，此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。

人是可以被驯养的—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据心理学者的研究，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，若遇到类似的状况，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通常有下列几项特征：

1.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（加害者）威胁到自己的存活。

2.在遭挟持过程中，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（加害者）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。

3.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，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（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）。

4.人质必须相信，要脱逃是不可能的。

这四个条件下，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

而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：

1.恐惧

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。

2.害怕

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，身心皆受威胁。

3.同情

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，且并未受到“直接”伤害。

4.帮助

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，不逃脱，安抚等；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，向法官说情，一起逃亡等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最好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治疗。治疗斯德哥尔摩首先要帮助受害者认识自己，发展受害者的个人潜能。帮助受害者建立积极的心态，不轻易屈服于现实。了解加害人的软肋伺机发起自卫性反击。建立限制加害人作恶的制度。